[24]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1 日，第 2 版。

但是，仔细研读和咀嚼经典作家的原文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其实是有失偏颇的。[52]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12页。

他提出了把各自追求个人利益的特殊意志叠加在一起进行综合、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公意概念。法官只服从事先通过既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普遍性和恒久性的法律规范，而不接受任何外来的干涉，以确保权力的公正行使。如果要扬弃这一系列深刻的矛盾，摆脱法律形式性思维的两难困境，就不得不承认原理竞合、为不同诉求或政策导向之间的比赛提供充分的沟通机会和选择空间。[56] 参见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75页。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把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内核理解为一种双重结构或者在两者竞合中形成的多元结构，以便在中国语境里与另一种多层多样的价值体系进行政治与法律上的原理重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需简单地接受帕舒卡尼斯立足于商品经济而提出的关于法律的交换构想以及相应的观念体系。显而易见，法律意识形态在这里出现了局部分化现象，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一个共同的场域中不断交锋，互相争夺主导权。另一方面，时代在变，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弱也在变。

拿这个比喻来形容中国法理学的现状，再合适不过：没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中国法学的爹娘，中国法理学者们就开始跑马占地、攻城略地、自立为王和画地为牢，中国法理学进入军阀混战 封建割据和先占为王时代。法律与政治 则正相反，是西学中典型的左派，法律是经济发展的工具，法律体现权力者的意识形态，法律是用形式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晚些时候，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哈特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传了进来，中国法理学有了热门的三哈现象。现代契约是两个自由意志之间的合意，后自由主义社会引发法律社会化运动。

明显地，弗兰克在其《法律与现代精神》中，把兰代尔（Christopher C.Langdell)法律形式主义与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混用，他想当然地把这两者当作法律现实主义的敌人，把他们理解的司法过程当作了自动售货机。第三编法学方法论，是阿列克西（Robert Alexy )的法律论辩说或称数理逻辑运算。

法理学界出场豪华阵容，专家领衔，附和者众。学者将法理学与政治密切相连，官方文献一个口号，法理学家们就把政治口号演绎成法学的口号，写成法理学的官样文章，登上法学权威或核心期刊。但是，无论如何，部门法的研究脱离不了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但是，卢梭也提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法律统治和反抗暴政，这是卢梭和洛克理论的公约数， 这个公约数就构成17世纪到18世纪的共同理论，后人称之为古典自然法学。

三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内容有二： 一是静态的法律形式、权利义务和法律体系，二是动态的法的制定、适用、解释、制裁、遵守和实施。如果把庸俗的成本一收益模式取代法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问题就大了。法律的历史分类如同历史唯物主义分类一样依次为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和资产阶级法律。再后来，波斯纳传了进来，法律与经济占领法理学半壁江山。

法理学本义为法律哲学或法律的形而上学，是法学中的纯粹理性。《中国法学》和《中外法学》也开专题刊登系列文章。

很不幸，法理学的教材没有做到这些。法理学消散后的灵魂飘荡 文章的最后，不想再做总结，也不想发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式的英雄主义宣示，只想摘录一段《西藏生死书》的文字作为结尾： 佛法告诉我们，证得惊人而无边无际的自由，是在现世可以做得到的。

紧接着，5月28日，《法学研究》编辑部和《法律与社会科学》编辑部联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了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对话。两者结合在一起，法理学城堡依然是沙质的。宣告西方法的三次死亡，但是西方法最终没有死亡。其中，需要死亡的，首当中国法理学。只集中讨论法理学发起的争议是如何的无趣，进而展现中国法理学临死之前无谓的挣扎。最近，施密特（Helmut Schmidt)又传了进来，新威权主义成了法学的新宠。

拿康德的术语作类比，他的书里虽然还没有出现教义学，但有法理学和法的形而上学的区分。仔细琢磨这些年来法理学的热门话题与热门人物，不难发现：这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吗？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对垒 一个学者研究法律政治学，或者研究外国法理学，只要是以学术为目的，以研究为主业，都是值得钦佩的。

表现在这本《法理学原理》里的，便是第四编法律价值论，全编就一节内容：法律价值总论。它最早起源于教会里的教士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整理和评注罗马法，开启了罗马法复兴的先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加上经院主义的神学演绎出了法律教义学。

《法国民法典》的知识来源是古罗马的《法学阶梯》，还是中华帝国的《大清律例》，比较勘对三部法典的异同就是了，怎么也不会把《拿破仑法典》追溯到北美的印第安人。二是1999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法学核心课程教材，采用了 法理学的称谓。

法学院的政治课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配得上法理学名称的，必须得有思辨和论证，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宣讲，也不是毫无边际的自说自话。从这个意义上讲，1984年版的《法学基础理论》算得上具有内在统一体系的法理学教材。政治法理学者只是一种表述，并非是一种身份。从非法律的语境中分离出独立法律知识与法律理念，则是中国法学新生的紧迫任务。

不管法理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都不能给学生灌输大道理，而应该以理服人。2007年第三版称，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在教材编写中的指导地位，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到法学教材之中，展示出法理学作为法的一般理论、法学的基础理论、法学方法论与法理学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最有趣的是法律与社会 一篇的内容，法律与社会不讲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法律与社会的同步发展，而是讨论 法与经济 法与政治 法与文化 法与道德 法与科学技术和法与生态文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异军突起，横扫美国法学界、解构法学各部门、渗透法律活动全过程。

篇章的用词变了，除总论外，另有五篇，分别为本体论 起源与发展 法的运行 法的作用和价值 法与社会。法理学走下了神坛，与庸俗的、市侩的、粗俗的市井之技为伍了。

法律本质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官方说依法治国，法理学家就写法治中国。前二者有内在的联系，都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哲学倾向。一方面，某些法理学教材编写者的官员身份，势必要考虑法理学教材的意识形态导向，这是职责所在。

但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断炒作法学的热点，是应该谴责的。2011年第四版称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论发展成果转化为教材的内容。

一个学术中人有先见的写作肯定不同于无先见的写作。但是，学者和官员在写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先见。

失去根基和信仰的法理学，就如同没有了爹娘的孩子。或者泛泛化，走向辞典型的法理学。